《進國度之路》譯者序


《進國度之路》譯者序

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是一部史無前例且意義重大的專題著作。歷世歷代基督徒的論著浩如煙海,但就今日學者所知,1853年出版的《進國度之路》很可能是史上頭一部專門探討未來千年國與今日信徒生活兩者之間關係的著作。幾乎可以肯定的是,1853年以前,從未有作者以如此長篇幅、系統化、逐節逐句的解經方式來推論證明:雖然所有基督徒都享有永遠的救恩,但並非所有的基督徒都能進入千年國,只有蒙主稱許的才能進入,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啟二十4)。

千年國教義發展史

啟示錄二十章二至七節清楚地提到一段千年的時期,基督要在其中與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信徒一同作王。然而,在歷史上,基督徒對這通稱為「千年國」的時期卻一直有不同的見解。基督教歷史的頭三百年間,對千年國的解釋基本上分成兩派:一派史稱「千禧年派」,以游斯丁(Justin Martyr, 約公元100~165)、愛任紐(Irenaeus, 約公元130~202)和特土良(Tertullian, 約公元155~240)等早期教父為代表,認為基督再來時將在地上建立為期一千年的國度,由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信徒在其中與基督一同作王(啟二十4~5),千年之後才有全人類的復活與最後的審判。這樣的解釋是對啟示錄二十章四至六節直接、按字面的領會,比較合乎啟示錄的章節順序[1],也比較能合理解釋許多聖經其他處的經文[2]。根據著名教會歷史學家腓利 · 薛夫(Philip Schaff)和神學家米勒德 ·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這樣對千年國的期待乃是基督教頭三百年間信徒和教父最為普遍的信仰[3]。另一派史稱「無千禧年派」,以希坡律陀(Hippolytus, 約公元170~235)和俄利根(Origen, 約公元184~253)等教父為代表,採靈意或寓意解,通常把「千年國」解釋為基督降世或升天後即開始的屬天國度,或解釋為地上的教會,所以不信將來還會有地上的千年國。此外,他們也通常認為基督的再來便會帶進最後的審判與新天新地,信徒死後就直接升到天上與神同在,不會下到陰間去等候復活(如第一派人所認為的),所以將來也不會回到地上與基督作王一千年。[4] 公元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從此不但不再受到屬世政權的逼迫,反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權力,促使許多基督徒相信那就是千年國的應驗,使得無千禧年派躍升成為主流[5]。大部分信徒從此不再重視這個題目,直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時,反對羅馬天主教的信徒顯然不認同羅馬天主教就是千年國應驗的說法,加上當時興起了對聖經原文和早期教父著作研究的風潮,部分更正教的信徒才重新傳講早期信徒對千年國的信仰。

從宗教改革至今,基督教各派陸續發展出關於千年國各自的見解,成為後來基督教神學末世論的一重要部分。但各家學說大體上仍脫不開原初的兩種觀點:一派為千禧年派的延續,認為千年國還在將來,基督要在千禧年前再來,故後來又被稱為「前千禧年派」。持這一見解的基督徒通常是受當權者逼迫而處在苦難中的信徒,也不乏殉道者,所以啟示錄二十章四節的話對他們來說不是神學道理,而是親身經歷和來世的盼望。另一派為無千禧年派的延續,認為千年國已經應驗或正在應驗,所以基督要在千年國後來臨。持這一見解的基督徒通常處在太平的時代,有的甚至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權柄(比如羅馬天主教),所以對他們來說,千年國就是現在或今世。此派按其對世界結局的看法,又可分為「後千禧年派」和「無千禧年派」:前者認為如今的世界會逐漸被基督的福音征服,成為基督的國度一千年(或一段很長的時間),然後基督就會回來(但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原來持這觀點的人就不再抱如此樂觀的看法);後者則認為千年國就是基督在教會裡的掌權,現今的世界不會在今世變成基督的國度。兩者皆不信基督的再來會帶來為期千年的國度,都認為舊約裡神對亞伯拉罕和以色列的所有應許已經靈意化地應驗在新約的教會身上,而以色列人因著不信,已經失去了承受舊約應許的地位,所以將來也不會有以色列國和耶路撒冷的復興[6]。

總括來說,在教會歷史上,對啟示錄二十章的「千年國」一直都有按字面領會(即「千禧年派」)和按靈意或寓意領會(即「後千禧年派」或「無千禧年派」)這兩種解法。兩者除了對千年國來臨的時間與對千年國本身的定義不同,對「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同,而「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這問題對基督徒生活的意義更為重大。其實,就是同樣按字面領會千年國的,如早期教父愛任紐和特土良,對這問題也有些不同的見解。比如,愛任紐在《對抗異端》第五冊(32~33章)裡清楚地說,那些有分於頭一次復活的(啟二十5)乃是「公義的」、「配得的」、「義人」,他們將在千年國裡作王,卻沒有明言這些「公義的」、「配得的」、「義人」是否包括所有信徒(不過,他提到這些人是在世上「受苦的」、「勞苦的」、「被殺的」、「忍受奴役的」,據此可以推測他也許不單單是指信徒,而是指特別受苦、甚至忠信至死的信徒)。特土良在這一點上則比愛任紐說得更明確:根據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和二十六節(他把「監」解釋為「陰間」,「從那裡出來」解釋為「復活進入千年國」)以及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二十三節(「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他主張信徒復活的順序乃是根據每人的「功績」(《論肉體的復活》48章10節),即有些信徒必須留在陰間,直到「每一文錢都還清了」才能得享復活以進入千年國。根據教會歷史學家布萊恩 · 德利(Brian Daley),歷世歷代相信千年國還在未來的,都認為千年國是將來要賜給義人的獎賞[7],而且義人一般就是指沒有放棄信仰的信徒。所以,郭維德在本書裡所提出的核心論點,即千年國乃是忠心信徒將來要得的獎賞,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並非完全創新,只是他的解釋更加果斷、明確且詳細。然而,關於此教訓的歷史軌跡,學術界研究得很少,所以就連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對這個題目都普遍感到陌生,更別說是一般信徒了。造成這種「歷史空白」的原因有很多,以下略舉四點。第一,基督教頭五百年的神學爭議主要聚焦於三一神和基督的位格,而非末世論。因此基督教頭五百年間,關於千年國的論述本來就少,歷年來關於教父的學術研究重點一般也不在這個題目上,故而研究成果有限。第二,如前面所提,基督教從四世紀開始被羅馬帝國接納而逐漸發展成為國教後,教會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和權力,所以當時的神學家和信徒普遍認為,那就是啟示錄裡千年國的應驗,從此無千禧年派成為主流。因此,從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初,主流的基督教裡就不再有多少關於千年國的論述。雖然非主流、受逼迫的信徒仍持千禧年派的信仰,但其著作通常被銷毀,很少能保存下來。第三,初期更正教的改革家,如馬丁 · 路德、加爾文等,都採用奧古斯丁的末世觀[8],即認為千年國乃是指整個新約時代,或是指教會歷史中的一段千年的時期,只有重浸派的信徒才認為千年國還在未來。雖然十七世紀受英國神學家米德(Joseph Mede, 1586~1639)與德國神學家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 1588~1638)影響的英國清教徒,乃至十九世紀以達祕(John N. Darby, 1800~1882)為首的英國弟兄會都曾帶進千禧年派的復興,但因這些都算是「非主流」的基督教分支,學術界至今對這些團體的末世論研究仍然不多,一般信徒對其神學思想也多半是一知半解,在華語世界尤其如此。第四,整體來說,在基督教神學發展的歷史上,末世論從未成為神學研究的主流;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末世論仍然是神學中最不受重視也是發展最為滯後的一項課題,所以我們對千年國教義發展史的認識也就相當有限[9]。以上四點說明為何目前學術界對千年國教訓之歷史的研究仍如鳳毛麟角,也間接說出本「國度真理經典譯叢」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

郭維德《進國度之路》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瞭解了關於千年國教訓的歷史背景後,我們就能認識郭維德《進國度之路》一書在教會歷史上特殊的意義和價值。簡而言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基本上延續了歷史上從愛任紐和特土良等早期教父開始的千禧年派信仰,認定千年國是基督徒對基督再來的盼望。然而,郭維德在本書中獨特的貢獻在於,他不僅承繼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所恢復的「因信稱義」、「唯獨恩典」的真理根基,肯定信徒一旦得救就永不會失去救恩;他還更往前一步,探討信徒在得救之後其生活之於未來賞罰的問題,比目前一般學者所知的歷史前人都更清楚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有分於千年國,只有對主忠信的才能。雖然在歷史上這樣的見解曾隱隱約約以不同形式(如前面所說特土良對信徒復活順序的解釋)出現在其他前千禧年派的教訓裡,但從未有人像郭維德這樣明確地指出千年國乃是按行為所得的獎賞,與憑信所得的永遠生命不同。歷史上一般持千禧年派觀點的作者,對「誰能有分於」千年國都著墨不多,一般都是籠統地說「義人」或「忠信的」將有分於千年國(如前面所提愛任紐的說法),但究竟誰是「義人」或「忠信的」則通常沒有明說;學者一般就是將其領會成所有的信徒。這也有其歷史原因:如本書郭維德所寫的前言中所說,在教會歷史上,永遠生命是憑信得著的真理乃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才確立的;此前,在天主教傳統的影響下,信徒一般認為人要憑著善行和守聖禮才能得著救恩。但人都有犯罪背道的可能,所以信徒對自己是否有永遠救恩並沒有確信,自然也沒有區分「得救」(得著永遠的生命)和「得勝」(進入千年國)的觀念。然而,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信徒開始看見永遠的救恩乃是憑信得著的,不是憑著行為;後來藉著加爾文強調神的主宰,信徒更看見救恩是出於神的預定,是永不會喪失的。然而,這也帶進了另一個問題:如果永遠救恩是憑信得著的,不是憑行為,基督徒得救以後的生活和行為對其未來究竟有何影響?一位生活放蕩的基督徒和一位生活敬虔的基督徒,在基督回來時會有何不同的遭遇?天主教對這問題的解答是「煉獄」,即不聖潔的信徒死後要經過煉獄的懲罰才得潔淨。在郭維德以前,更正教對此問題則通常沒有詳盡的解釋。

因此,據我們目前所知,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算是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本詳盡探討信徒今日生活與千年國作為獎賞之間關係的著作。本書指出:忠信的,就能進入千年國以作其獎賞;不忠信的,就不能進入。這樣的教訓使得聖經中許多在「因信稱義」、「因信得救」的神學框架下難以解釋的經文迎刃而解。比如,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中說,「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三14),這「獎賞」究竟是什麼?保羅為何說「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11)(這裡的「復活」原文乃是「特殊的復活」)?難道保羅沒有把握自己將來會從死裡復活?這與他在其他書信說到信徒將來必然復活的教訓(林前十五,帖前四16)豈不互相矛盾?保羅在林前三章說,「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14~15),這裡的「賞賜」和「虧損」是指什麼?保羅說,「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24),這裡的「獎賞」又是指什麼?彼得說,「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一10~11),這需要「更加殷勤」且「行這幾樣」才能進入的「國」,究竟是什麼國?這和憑信而受浸,即憑「從水和聖靈生」就能進入之神的國(約三5)有何區別?為何一國是憑水和聖靈生(即憑信心)即可進入,另一國卻要憑行為、憑「行這幾樣」事才能進入?這裡是一個國,還是兩個國?保羅在加拉太書五章明言,行各樣情慾之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1),這「國」和憑信而受浸所進入的國又有何不同?保羅和巴拿巴對門徒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22),這是什麼國?啟示錄二章和三章裡,主七次呼召「得勝的」(二7,11,17,26,三5,12,21),這些得勝的與不得勝的信徒將來有何差別?福音書裡講到要來的婚筵,那些被算為不配進入婚筵的(太二二13,二五12)是誰,會有何下場?馬太二十五章裡,講到童女和僕人的比喻,有的蒙稱許,有的不蒙稱許,許多解經家把這說成是信與不信者的分別,但不信者如何能作主的童女和僕人?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整本新約聖經裡比比皆是,歷史上也一直是更正教解經家的難題,因他們不知如何化解類似教訓與「因信稱義」、「因信得生」(羅一17)、「得救是……因著信……不是出於行為」(弗二8~9)等基本教義的衝突。然而,在郭維德把千年國解釋成獎賞的教訓裡,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不再成為解經的難處。

國度真理的先鋒和里程碑

由此可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之所以堪稱史無前例、意義重大,是因為它是目前學者所知、史上頭一本詳細論證千年國是將來賜給得勝信徒獎賞的書。讀者也許覺得這不可思議,一個合乎聖經的教訓怎能被埋藏那麼長久的時間。然而,「因信稱義」這對今日基督徒極其平常的基本真理,也是歷經了一千五百年才由馬丁 · 路德所恢復,所以教會歷史上其實不乏合乎聖經的教訓被埋藏一段年日後又被重新發現的例子。可惜的是,郭維德過世後沒多久,他的教訓在西方就漸漸被人淡忘。然而,在神奇妙的主宰之下,他對千年國的看見卻由其學生潘湯(David M. Panton, 1870~1955)傳給了從英國到中國傳教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 1866~1930),而和受恩又將其傳給了一批當時興起的本土青年基督徒,其中包括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之一——倪柝聲。藉著倪柝聲的職事,郭維德的教訓並沒有被人完全遺忘,反而傳到了全地,繼續為許多愛主的基督徒所珍賞。這想必是郭維德在世時絕對未曾夢想到的事!倪柝聲在1934年,即郭維德過世三十三年後,曾在一篇信息裡面如此說:

郭維德(Govett)弟兄,看見基督徒得獎賞的問題,他發現人固然是因信得救,但在神面前卻是按著所行的得獎賞。得救是生命的問題,得賞乃是生活的問題。司布真(Spurgeon)先生曾說,郭維德弟兄生得比他的時代早一百年,因為所講的道太過深奧。他告訴人兩件事:第一,基督徒有從千年國裡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須忠心,必須殷勤。第二,在大災難前,不是全體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勝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10]

由上可見,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實在是歷史上教導國度真理的先鋒和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千年國和末世論的教訓,一般神學的討論多半流於道理上的爭辯,雖也有其神學學術上的價值,但對一般信徒平日的生活實在沒有太大的影響和幫助。為此,譯者翻譯本書的目的不是要以此書為某種對千年國的見解爭辯,因為道理的爭辯對信徒的生活沒有太大幫助,反而容易破壞信徒中間的合一。無論一位信徒對千年國持什麼樣的看法,那都不能算是基督徒基本信仰的一部分,更不能成為導致信徒中間分裂的理由。譯者翻譯本書的目的,乃是因為看見一個不爭的事實,即聖經中有許多經節明說信徒在主回來時要按其行為受審判。比如,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節說:「人子要在祂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祂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哥林多後書五章十節說:「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二節說:「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所以,無論信徒對千年國如何解釋,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信徒今日的行為,會決定其在基督審判台前所受的賞罰。這樣的信息,一般基督教裡傳講不多;這不是神話中的「奶」,而是「乾糧」(來五13~14)或「飯」(林前三2),不是為了餵養基督裡的嬰孩,而是為了幫助已經有些長成的信徒更加成熟,如保羅所說,好叫我們都「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13)。譯者相信,這是《進國度之路》一書最大的價值所在:不只是陳明關於千年國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藉著這真理的陳明,喚醒並激發信徒不再過隨便鬆懶的生活,不再活在罪中,或追求世界的享樂,反要知道「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加六7),因此「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二12),「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24)!這是郭維德寫作本書的初衷,因為當時英國的基督徒大多沉迷於各樣屬世的追求裡,屬靈光景死沉,所以郭維德急切地盼望喚醒他們。今日大部分的基督徒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郭維德寫作本書的初衷也是譯者翻譯本書最大的盼望!

翻譯原則與致謝

郭維德的寫作風格獨特,既有學者治學的嚴謹態度,也有牧者傳道的熱切情懷。雖有神學辯證的條分縷析,卻不枯燥晦澀;雖有靈修信息的平易近人,卻不膚淺乏味。他的話語兼具論證與講道的風格,喜用短句,總是抽絲剝繭地把繁複艱深的真理以最淺顯易懂的方式陳明出來。其對神和神話語絕對的順服、忠貞、寶愛,對真理探究絲毫不苟的精神,在字裡行間表露無遺。為此,譯者在翻譯本書時不僅力求忠於原文的用詞和意思,更盡力保留作者獨特的句法、口吻、語氣。同時,鑒於一般西方神學著作的中文翻譯常落入佶屈聱牙的翻譯腔,譯者在最後潤飾的過程中也竭力刪除一切「西化中文」的成分,使譯文純正清通,以趨近翻譯大師嚴復所說「信、達、雅」的境界。郭維德在論述的過程中時常引用或暗指聖經經文,卻不總將經文出處列出;凡遇此情形,譯者一律將經文出處以括弧補上,以助華語讀者明白經文出處;本書末了更附上經文索引,以便讀者查考經文。郭維德的論述言簡意賅,有時意思對英語讀者來說或許清楚,對華語讀者來說卻可能難以明白;凡遇此情形,譯者一律補上譯註加以說明。原著有許多註解,其中不少涉及希臘原文和希伯來原文,譯者也全部譯出,並且在需要時補上中文解釋,以助不懂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讀者明白其涵義。為迎合多數華語基督徒的讀經習慣,所有的聖經經文皆引自和合本聖經,只有在和合本譯文和作者所引英文版本有重大出入時,才以按英文版本的直譯補上。此外,因郭維德反對嬰兒洗禮,並且認為信徒皆應藉著浸入水中而受浸,本書中凡與「受洗」有關的「洗」都改譯為「浸」。

本書翻譯工作得以完成,除了感謝神的恩典和保守,也需感謝許多人的幫助和扶持:感謝所有參與本書初稿翻譯的弟兄姊妹;這些弟兄姊妹多是散佈在各地、熱愛國度真理的華語基督徒,用業餘時間幫忙翻譯出初稿;他們在神面前的勞苦將得著神永遠的記念。感謝基督教經典翻譯社所有服事人員,他們以校對、通讀、排版、代禱、編輯索引等方式,對本書的翻譯工作均有所貢獻。此外,特別感謝美國肖特爾出版社社長,路易斯·肖特爾博士(Dr. Lewis Schoettle)大力支持本書翻譯工作,將本書的翻譯權與出版權授予我們,並為本書作序。在他的鼓勵和扶持下,我們將繼續推出「國度真理經典譯叢」,以饗華語讀者。我們也感謝專門研究郭維德生平的基督教學者大衛 · 斯普(David E. Seip)、專門研究末世論的基督教學者布萊恩 · 德利和克勞福德 · 格里本(Crawford Gribben);他們為本序文的教義發展史部分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此書原版的頭一部分(前八章)出版於1853年,第二部分(後九章)出版於1867年。在全書出版後一百五十四年的今天,終於能將此中譯本呈獻給華語讀者,為此我們感謝讚美主!願主祝福每一位讀者,賜每一位讀者「愛真理的心」(直譯,帖後二10),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眾人,並且照明眾人心中的眼睛,使我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弗一17~18),更使我們在祂再來之日,得祂稱許,不致蒙羞!


基督教經典翻譯社

2021年春

  

[1] 即,先有十九章對敵基督及其跟隨者的審判,後有二十章千年國度的建立。

[2] 特別是聖經中暗示將來死人復活有先後之分的經文(路十四14,二十35,林前十五23,腓三11,帖前四16),或有兩種復活的經文(但十二2,約五29)。參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3rd edition (Grand Rp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3), pp. 1107-1117。    

[3]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2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6), p. 614; Erickson, 同上, pp. 1107, 1110. 

[4] Charles E. Hill, Regnum Caelorum: Patterns of Millennial Thought in Early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 pp. 75-201.    

[5] Schaff,同上,p. 619。

[6] 然而,這觀點難以解釋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的明言教訓:「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25~26)   

[7] Brian Daley, The Hope of the Early Church: A Handbook of Patristic Eschatolog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3), p. 221.

[8] Peter Toon (ed.), Puritans, the Millennium,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 Puritan Eschatology 1600 to 1660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70), p. 6.   

[9]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1996), pp. 662, 664.

[10]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復興報(卷四),第四篇「我們是什麼」,臺灣福音書房。